宋代耀瓷的装饰手法比较多样,有划花、剔花、刻花、印花、贴花、戳花、捏塑、镂空、绘画化妆土等多种。内中,****为突出和独具特色的是其刻花工艺,以及与之相同风格的印花工艺。此种刻花,严格讲是取刻花为主,又辅以划花而成的一种刻划花装饰手法。它出现在北宋初期偏晚一些时候,发展到北宋中期与稍后达到了*。此前,该窑的装饰手法以简便流畅的单线划花为主。在五代和宋初,又*出一种剔花工艺,系将花纹主轮廓以外的背衬部分采用“减地”手法进行剔除,瓷器拍卖鉴定*,使主轮廓纹样突起在器表之上,具有浅浮雕的装饰效果。到了宋代,聪明的耀州工匠又对上述两种划花和剔花工艺各取其所长,且融合贯通于一体,创造出一种独具特色的刻花新手法。此种刻花工艺需分两步进行,先将刻刀深入直插在器坯中,用垂刃勾刻出纹样的主轮廓;再在已深刻出的主轮廓线的外侧,采用斜刀连续广削以除去花纹主轮廓外的背衬。新的刻花手法保留了剔花工艺的浮雕式立体装饰效果,又避免了剔花减地的费时费工和行刀的呆滞。同时,还吸收了划花工艺行刀流畅活泼的优点,使新的刻花手法显现出刻刀在刻削行刀中犀利圆活的动感,使每一种纹样都能跃然于一件件耀瓷之上。
瓷器是一种生活日用器皿,同时又是根据各时代人们审美意识创作出的工艺品。不论哪个时代,每一件成功的瓷器制品,都是实用性与艺术美和谐统一的产物。
瓷器的艺术美,一则体现在器表所饰瓷釉的晶莹剔透,二则呈现出器物造型优美多姿,三则映现着装饰手法的技巧和纹样图案的华美。而在这些瓷器制作中力求表现出的艺术性和美感中,古代上层社会特别看重的是瓷釉和釉质所具有的特征。早在东汉我国就成功地烧制出青釉和黑釉瓷,北朝至隋唐又创烧出黄釉和白釉瓷。对这些单色瓷釉的制作和使用,人们审美意识所追求的意境是自然界的各色玉石效果。是以这些青、黑、黄、白色的瓷釉可否达到玉质美感为其观赏和评价的重要标准。这种审美以上层社会和文人为甚,在唐人的某些诗句中曾有明确表露。如顾况的诗《茶赋》就有:“舒铁如金之鼎,陶瓷*价格,越泥似玉之瓯”。是对“似玉”的越窑青瓷的赞美。又如杜甫的《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中有:“大邑烧瓷轻且坚,瓷器*工作室,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是对“扣如哀玉”“胜霜雪”的大邑白瓷的感慨。这种想往和喜爱玉质的审美意识,由来已久,它是中华文化自远古和三代就崇尚玉器的延续和发展。早在《诗经·秦风·小戎》中就有:“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这种以玉来象征君子美德的观念,我国古代的圣人孔子有过****精辟的解释。据《礼记·聘义》载,子曰:“昔者,君子自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金华瓷器*,仁也。缜密而栗,知也。廉而不岁,义也。垂之如队,礼也。扣之其声清越以长……”这样一来,玉在中华古文化中,被授予了人格化的种种美好品质。这种以玉喻人的审美意识对中国制瓷业两千年来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决定了对瓷器单色釉的评价以是否有玉质感为标准。
基于此因,唐代茶圣陆羽在评价当时国内烧瓷水平的邢窑白瓷和越窑青瓷时,认为“邢瓷类银,越瓷类玉”,故“邢不如越”,以“类玉”的越窑青瓷定为唐代瓷器的****上品。在越窑青瓷中又以晚唐五代至宋初被誉为“千峰翠色”的秘色瓷为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