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会进入中国 台北故宫博物院在2011年举办过过一场“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特展，在当时堪称博物馆策展之中十分新颖的题材。 展厅中罕见地出现许多西方元素，相比之下，那些我们习惯的中国色：天青、牙白、淡米色、霁红色、雾黑色，被更多彩度亮度眩目灿烂的桃粉色、蓝紫色、不同色调的各种绿色抢走了风头；尤其是器物上大量出现西洋仕女、洛可可装饰，真让人以为走到凡尔赛宫了。 然而，它们不折不扣都是康熙大帝的杰作。透过展览，我们会发现许多历史的巧合，东方与西方的这两位君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位都是幼年即位，在即位之初，都有的女性帮他们稳定纷乱政局。康熙有我们习惯称呼为“大玉儿”的孝庄皇太后，路易十四则有史称为“奥地利的安妮”的母亲照顾、教养长成文治武功皆擅、称霸一时的长寿帝王。 不知道您是不是也同意这个看法：所有成熟的之作，其实都是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如同山涧涌泉，汇聚成大江大河。 东西的交流与交会，从汉代到大唐，从陆上丝路到海上丝路，从丝绸、瓷器到珠宝、香料，由贸易到航海、旅行，由惊艳到模仿，以致潜移默化，东西方交流中，光是瓷器一样，恐怕就是各自文化中美丽的异国风景啊。 而珐琅彩瓷的故事，还要从明嘉靖三十六年说起，也就是公元1557年。 这一年，葡萄牙驱散了盘踞在的海盗，进而自己占据并以此为据点，展开对中国的贸易，其中也伴随着旅行与传扬的行动，耶稣教会及其传教士同时进入中国，我们非常熟悉的耶稣会义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也在1582年抵达广东肇庆，为近代天主教入华揭开了序幕。 我们乍一听“教会”这个名称，会觉得它是以宣扬信仰为主，然而在当时，为了能打入中国各个尤其是较高的统治传教士们动用的其实是他们所具备的，进步的“科学”能力终他们大多成功晋身以明代末年为例，“钦天监”中几乎全是西洋人啊，要知道钦天监相信天象变化与帝王兴衰有关，所以钦天监是编修立法决定政策的单位，平民百姓是可能参与的。 这样的交融到了清代康熙年间，更加炽烈，如果当时有摄影这一项技术，我们大概可以看到清代宫殿的门廊被法国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踏进踏出，川流不息，商人、传教士如罗如织。 这种中西方的交流有多么活跃呢？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康熙27年，法国派出的五位“御前数学家”抵达北京，所谓“御前数学家”，其实身份就是传教士，他们随即开始康熙皇帝几何学、测量学、解剖学、医学，并在紫禁城宫中设置实验室，进行化学与药学研究。 后来，这群人之中，有的曾经随康熙皇帝出巡蒙古，也有的参与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到了康熙27年，第二批前来的传教士也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其中有法国汉学家马若瑟，他翻译了元曲《赵氏孤儿》，使之成为享誉西方的中国文学名著。 也有巴多明，在他的建议下，康熙下令绘制了中国全舆图。同时，他们也向中国宫廷与士大夫朋友馈赠以各类方物，所谓的方物，也就是各种的西洋玩意儿，比如望远镜、钟表，比如洋纸、洋布、洋酒、洋画、彩色宝石、鼻烟盒等等